【对话名家】黄摩崖：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他以“读书人”自居，25岁时凭借一本《头颅中国》年少成名。他和传统的躲在书斋里的“读书人”不同，他作词、玩音乐，他的“不安分”便是他的生活状态，书斋就在他的天地之间！他就是著名青年作家、词作者黄摩崖，今天，《对话名家》栏目带您走进他的艺术世界……
人物简介
刘世树：团结报社社长、总编辑
黄摩崖：著名青年作家、词作者
▲刘世树（右）与黄摩崖（左）在不隐斋对话交流
刘世树：
摩崖好，今天很开心与你这位忘年之交坐在一起对话交流，你是我们《对话名家》栏目迄今最年轻的嘉宾，刚刚三十而立，继续努力下去，前途不可限量。
黄摩崖：
感谢刘社长与团结报社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我虽然在写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家。当然，我正在努力之中，我相信，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足够贡献的时候，成名成家都是自然的。报社的这个品牌栏目，我看作是对湘西文化人，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期许与鼓励。
刘世树：
我是第一次来到你的不隐斋，你把工作室取名做“不隐斋”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黄摩崖：
对外宣称“摩崖文化工作室”，是便于大家理解，实际上，它的商业性很弱，我自己更倾向于将这里定位为读书人的书斋。“不隐”二字一是自嘲为“大隐于市”，想“隐”但条件不成熟，索性不“隐”了；二是提醒自己要继承“书法不隐”的传统，写东西要有立场与风骨。
刘世树：
刚刚在你的书架上看到你获得了不少奖杯，比如，“湘鄂赣最美读书人”、全国“书香之家”、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湖南省“书香之家”、湖南省“文明家庭”等等，这些荣誉的获得，可见你确实将读书人的社会价值体现了出来。
黄摩崖：
这些荣誉都与自己读书有关，我也一直以“读书人”自居，而不是作家或者其他身份。
刘世树：
你的书架上这些藏书应该不下五千册，作为一个读书人，古往今来，对你影响最大的读书人是谁？
黄摩崖的书架
黄摩崖：
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钱穆先生对我影响最大。
刘世树：
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读书立著的典范，是一辈子都与书相伴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写书人”。
黄摩崖：
是的，“读书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我想走的路径，不是常见的以投稿、发表、评奖为取向的体制创作，也不是以点击量和打赏数为转移的网络写作，而是传统的、精耕细作的著书立说，就像孔子和钱穆先生一样。
2017年，黄摩崖以网络票选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书香湘鄂赣最美读书人”称号。
刘世树：
在当今社会，躲进书斋，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真不容易。你曾经是否彷徨过，有没有感觉自己走错了路？
黄摩崖：
当下社会确实复杂、多元，功利性的诱惑很多，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确实要舍弃不少现实的东西。但我有自己的道路自信。我看待问题习惯放入长时段里，我相信愈发理性的历史会给绝大部分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刘世树：
多次和你交流，感觉你虽年少，但思想很老成。你25岁时凭借一本《头颅中国》年少成名，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偶然还是必然？
黄摩崖：
放在长时段里看，25岁已经不小了，是应该出成绩的阶段了。写作《头颅中国》是偶然的，但《头颅中国》产生效应是必然的，也许这么说有点自大，但我拿这部作品参加天涯论坛主办的那次创作大赛之前，我已经预判了形势，我确信《头颅中国》在参赛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的竞争力。所以上千部作品的比赛虽然激烈，但我还是很顺利地拿到了天涯论坛煮酒论史的冠军，在PC端时代上过互联网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奖项不容易拿。
刘世树：
很多读者通过《头颅中国》这本书了解到龙山县的里耶镇，2011年你在这里创作，第二年就获得了网络大奖，我想听你说说在里耶的故事。
黄摩崖：
当年我在里耶秦简博物馆做文秘，开馆才一个多月，可以说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段时间镇上来了很多重要人物，我和里耶都迎来了很多经验以外的东西，我感受到这个小地方得到了很大的关注，而我这个小人物却经历了人生中空前的孤独与迷茫。我上学期间一直爱写东西，但都是一些零碎的见解，只图自己痛快，不成体统，现在看来，正是当时的心境，给了我反思与建构的绝佳机会。我就想，干脆弄一本书出来，对我和里耶都是一个交代。根据我对阅读的理解，作为一个读书人，著书人，我们不能去奢求所有人都沉下心或者耐烦去吸收知识讯息或学术观点，著书之外还要立说，通俗地讲，一本书能让一个“说法”流传，就很了不起了。我要在这篇大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便于大家理解记忆的历史观，就叫做“头颅史观”。
黄摩崖代表作品《头颅中国》
刘世树：
认真读过你的《头颅中国》，在我看来，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你的文字里贯穿了你自己的文明观、文化观、宗教观、人生观、中国观，它更多是一本思想著作。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头颅史观”
黄摩崖：
“头颅史观”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头开始，历史终归是千头万绪的历史；二是，莫为砍头辩护，历史不只是胜利者的历史；三是，且问头痛与否，历史终归是人生的历史；四是，要重视头脑（思想），历史终归是传统延续的历史；其五，又不能单看头颅，所谓的高度表面依其头部而定，实际由头部以下决定。我绝不赞成攻击一个文明的源头，作为后来人的我，完全可以去提炼出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
刘世树：
你和普通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你在输出自己的历史观或者说在尝试构建一个思想体系。我觉得，《头颅中国》从审美标准上说可以接续到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从思想取向上说可以接续到“专业史学”形成之前的史学传统，那种史学的叙事还具备着资鉴、教育甚至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功能。
黄摩崖：
对，改造人生，关乎信仰。所以，在《头颅中国》的后半部分，我引出了信仰这一终极问题。这是为第二部书铺垫。我必须强调一点：处女作不可能是我的代表作，长征才起步。接下来，我会拿出水平远超《头颅中国》的作品，继续构建我自己的思想体系。
刘世树：
那么时下的“纯文学”概念或者“散文”体裁让你感到不适吗？
黄摩崖：
我写的时候，心里根本没存“学术”和“文学”的分野，包括读者也是，他们阅读时不会去考虑分门别类。但我理解，评论者总要分出一个雌雄来，这是对他们专业的负责。因此，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文化视野中。我更喜欢谈论写“文章”，而不是写“散文”。“散文”这个概念放在传统里歧义丛生。
刘世树：
可以说说你对“文章”的理解。
黄摩崖：
我们回到文章的本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言之无物，二是言之无文。这么看的话，《头颅中国》就是一篇大文章，30万字的大文章。那么，在3000字篇幅内完成起承转合，与在30万字篇幅内完成起承转合，是完全不同的写法，在技术上，在思维上，都不同。我想一个思想家，应该有能力在300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篇幅中完成起承转合。文章的功能本来是多样的，而所谓文学性只是作者及其文字的自带属性，重在人的手段，而不是体裁。
刘世树：
是否可以这样说，现有的文学奖项无法放下《头颅中国》这一类型的作品？
黄摩崖：
可以这么说，评价体系、审美标准无法对接，幸好，我从没有获奖焦虑，感谢这个多元的时代以及那些力挺我的师友。现在的“艺术散文”多在辞章上用力，却不讲“道理”，也不问“真假”。情感真不是至上的，对于文章而言。我常跟朋友讲，辨别一名文学作者是否在历史常识方面入门了，只需看是否滥用“封建”一词。用充沛的情感去传递谬误，这样的文章留不下来。
刘世树：
除了写“文章”外，作词、玩音乐是你另一个努力的方向，从这个层面上说，你和传统的躲在书斋里的“读书人”又有所区别。
黄摩崖：
是这样的，因为音乐，我得到了一个“不安分”的名号，但在我眼中，这却是一整套生活状态，我的书斋在天地之间。古代文人抚琴吹箫，我想不会有人说他们跨界甚至不务正业吧。人们似乎忘了中国的王维、苏东坡、李渔，却从外国去找解释。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在歌词革新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鲍勃迪伦，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程度上为我这样的作者减轻了舆论压力。
刘世树：
音乐人罗卿是你很重要的伙伴吧，据我了解，2014年你加入了他组建的素乐团，2015年你们又作为词曲搭档签约了恒大音乐公司。
黄摩崖：
是的，我一直感激罗卿把我带入了音乐圈，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经常吵架的搭档。
作为词作者的黄摩崖为素乐团创作的摇滚新专辑《异响天开》广受欢迎。
刘世树：
有分歧并不奇怪，当你进入音乐圈后，你的思想一定会注入到歌词创作中，会和音乐人单纯的想法发生碰撞。那么从小受国学熏陶的你为什么会热衷西方传进来的摇滚乐呢？
黄摩崖：
有人说摇滚是美国的玩意，欧洲的东西，不用跟着他们玩。这太狭隘了，rock翻译成中文“摇滚”后，他就成立了，是我们可以言说表述的东西了，这个概念可以自由生长了。
刘世树：
大家都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在现代都市里经族群融合后产生的民间艺术。你如何理解“摇滚”？
黄摩崖：
摇滚是一种精神指向，它输出的是硬邦邦的立场和态度，传递激动有理的节奏和情绪，音乐形式富有自由度和创造性，因此摇滚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地站在台上唱歌，他是一种自带体系也自圆其说的演绎，是一种光明磊落也深情款款的沟通，千万不要拿学院派的标准去评判他们，例如我在伴奏之下朗诵一首诗都可以是摇滚，他是成立的。乐谱不是唯一的。把《爱情买卖》《喜刷刷》改编成轰隆嘶吼的版本，它仍然不会是摇滚。摇滚的成立一定在于内容在于精神。摇滚精神对自我标榜、道貌岸然、堂而皇之、一团和气、歌功颂德、思维定式等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当然，摇滚的叛逆、揭露、批判、反对，他的那些“不”，一定是基于爱，基于对美善的憧憬，而不是仇恨与绝望，不能沦为情绪的排泄物。崔健《一无所有》的背后不就是想拥有吗？这个花花世界还是美好的。《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歌词写着“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是大病啊，我们还是需要各种感觉的。
刘世树：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你所认为的摇滚精神是不分古今中外的。
黄摩崖：
对，摇滚乐只是摇滚精神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中国先秦，摇滚精神表现为屈原的《天问》等作品。
刘世树：
摇滚乐进入中国三十年，发展似乎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大体上处于边缘地位，你觉得中国摇滚是否可能走向主流。
黄摩崖：
摇滚乐不是洪水猛兽，一定可以登上主流的舞台。让里子招摇起来，让我们的面子滚开，这是人生的刚需，也是摇滚生命力的所在，我们总是要“狠狠地对命运的河流吼一嗓子”的。但摇滚精神天生与主流与权威保持距离，我觉得：没有反思，信仰无力；没有批评，赞美无益。摇滚乐作为人类音乐殿堂的一根必不可少的柱子，这是毫无争议的。
刘世树：
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音乐作品的走红与高冷？
黄摩崖：
音乐必然是属于人民的，这是底线，“是否受欢迎”当然是值得考虑的，但“受谁的欢迎”可能更重要些。文学和艺术应该对人生有一种托举力，或者说将人带离低谷甚至地狱。那么离开低谷之后，会有平原和高原，高原之上还有高峰，这里就出现差异了。底线不是艺术家的攀登方向，毕竟人类数千年的艺术史摆在那里，艺术家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天。所以我说的不是群众文化，不是大妈的广场舞、网红的直播、街头的弹唱与杂技，而是谈艺术的高度，关乎指标性的东西。
刘世树：
谈一谈你所提出的“文化摇滚”。
黄摩崖：
摇滚乐名下其实有很多子系统，例如“乡村摇滚”“爵士摇滚”等，其中的“艺术摇滚”就是一种试图将古典音乐融入其中的摇滚乐。在技术制作层面，我们主张把很多文化含量很高的元素放进去，以传统国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这个时候我们在突破形式和内容上的天花板，关注空间大小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在思维层面，我们在探索文化的可能性，关注从无到有的问题。摇滚是一种文化，这话没错，但也等于没说。摇滚必须是文化啊，为了强调属性，我们把文化二字前置。
刘世树：
你和素乐团其实就是在深入探索摇滚乐的中国化、民族化。
黄摩崖：
可以这样说，中国摇滚乐需要“根”。摇滚突出个性，赞美自由，反对跪拜，包括对宗教、对权力的跪拜，摇滚乐一定要有思想。传到中国以后，也是一样，一度有点反传统的倾向。但是摇滚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要中国化，又必须与传统文化土壤相连接，有些自相矛盾。中国的传统里注重天人合一、宗族和合，而不是宗教战争、种族歧视，我们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反对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摇滚并没有那么灿烂辉煌，路还很长。我认为，屈原的《天问》是摇滚乐中国化必须要回到的精神源头。
刘世树：
你们推出的“摇滚+非遗”系列作品备受关注，可以看出文化力量在背后的支撑。
黄摩崖：
尝试“摇滚+非遗”，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打通城市与乡土。像《子》《乡下人上北京》这样的歌曲，我们不是在强行拼接，而是寻找两者精神内核上的契合点。我认为歌曲里的民族特色与非遗元素不是现代音乐的陪衬，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相反，是中流砥柱。我们把最精华的表达、最好的唱段都留给了民间艺人。
刘世树：
在前面的交流中，我们谈了诸多关乎你创作和创作思想层面的问题，我以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更是如此，你前面的创作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肯定，那么，接下来在创作方面有什么打算和规划。
黄摩崖：
著作方面有即将完成的《头颅中国2》，这是暂定名，长约40万字。“头颅”国史系列我会花一辈子去完成，这是必要的“缓慢”。其间坚持写诗，也会尝试小说、剧本的创作，这对自己的写作历程是一种丰富。音乐方面我和罗卿已经开始启动第三张专辑的制作，会继续拓展我们“文化摇滚”的版图，当然，我本人也不排斥流行音乐。
人物简介
黄摩崖：
1986年10月生，作家、音乐人。代表作《头颅中国》是一部文学性与学术性并重、理论观点与思想方法自成体系的先秦文明读本，曾获首届天涯原创大赛煮酒论史版冠军。《头颅中国》以“头颅”为寓，首倡“头颅史观”，重返精神源头，打破了以往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分而论之的著史格局，鸟瞰式解读先秦文明，探寻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目前已发行两版。近年来，黄摩崖加入湘西素乐团，倡导“文化摇滚”，创作多首歌曲，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他本人也成为恒大音乐公司签约词人。
精
彩
评
论
——————————————欧阳文章
湘西文化突围
—— 读黄摩崖《头颅中国》之启示
2002年盛夏，对于湘西来说，极不平常。
此间，龙山里耶三万余枚秦简破土而出，轰动世界。国人惊喜之余，更是惊诧——历史上处于文化边缘地带被称为蛮野之地的湘西，竟然埋藏了如此璀璨的秦代文明。一场关于湘西文化的热议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8年后，正当这场文化热议的温度已然冷却的时候，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来到里耶。他身材魁梧，青春稚气，满脸的络腮胡子却略显老成。他潜伏于此一年有余，深居简出，耕耘学问。他思接千载，将浩渺的秦代历史抽丝剥茧，披沙炼金。他视通万里，常常于深夜仰望里耶迷茫、深邃的天空……
这位青年叫黄挺，自号摩崖。一年后，一部关于先秦文明史的长篇历史文化随笔《头颅中国》横空出世。读完《头颅中国》，我一直在想，黄摩崖的成功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抛开书本本身不说，作者黄摩崖站在湘西大地上，放眼整个华夏文明，他以“文化苦旅”的方式做的是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或许，这一点，带给我们湘西人的启示更大于这部书本身的价值。
“湘西文化突围”——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湘西文化现实表象如何繁盛，其背后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困境都是其往更高层次进发的“困境”，认识自身文化的“困境”，再突出重围，抵达高峰，无疑是每个湘西人的历史责任。
那么，如何实现湘西文化的突围？
团结报《对话名家》栏目版面
内容来源：团结报（文/刘世树 欧阳文章 图/杨文洁）
本期编辑：杨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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